香家明走出茶楼时，天色已近黄昏，西边云层被余晖染成铁锈红，像一块烧得半融的铜板，沉甸甸压在深水埗低矮的楼宇之间。他没坐车，独自沿着南昌街往南走，皮鞋踩在水泥地砖上发出单调而清晰的叩响，一声一声，敲在他自己心口上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带他来这附近买布料，那时整条街都是裁缝铺子，铁皮卷闸门哗啦拉下，布匹堆成小山，空气中浮着棉尘与浆糊混杂的微甜气息。如今卷闸门锈迹斑斑，招牌褪色，巷口多了几家黑底白字的“押”字铺，玻璃窗内摆着金链子、旧手表、泛黄的结婚照——那是被生活一点点榨干后，最后能当掉的东西。
他摸出烟盒，抖出一支，却没点。烟纸边缘已被手指捻得发软，像一段被反复揉搓又摊开的旧合约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今天全程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听。听山伯剖利害，听巧如应承，听烂命彪沉默抽烟时指节绷紧的弧度，听林国基讲深水埗码头十二年前那一场血雨——三十七个人倒下，七把砍刀断刃，烂命彪左手小指至今不能完全弯曲，可他在收刀入鞘前，还用断指抹了把脸上血，朝围观者咧嘴一笑：“今日收工，明日再打。”
那不是狠，是稳。稳到能把暴烈酿成陈酒，十年不散。
手机在裤兜里震动起来，是父亲打来的。香裕成声音压得很低：“佳明，林探目刚来电话，说他刚从警署出来，路上碰见两个穿蓝制服的便衣，正往长沙湾方向去。他多嘴问了一句，对方只说‘例行巡查’，但林国基留意到，其中一人袖口露出半截潮勇义的‘勇’字纹身贴纸——新贴的，边缘还没卷。”
香家明脚步顿住，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。
“你立刻回厂。”父亲顿了顿，“把东侧仓库那间空办公室收拾出来，窗帘拉死，空调调低两度。再让阿添带四个人，穿便装，守在后巷铁门和二楼消防梯口。不要露面，只盯人。”
“明白。”
挂断电话，香家明没再犹豫，招手拦下一辆的士。车驶过荔枝角大桥时，他盯着车窗外灰蒙蒙的海面，忽然想起烂命彪下午在凤如茶楼说的那句闲话：“香公子，你信不信，人在江湖，最怕的不是刀快，是有人比你更懂你脚下的地砖缝往哪歪。”
当时他以为是江湖人的玄虚。此刻才品出味来——潮勇义若真想扎根长沙湾，第一件事绝不是抢地盘，而是摸清所有制衣厂的用工台账、货运班次、苦力头目的抽成比例、甚至哪家老板娘每月初几去庙里还愿、走哪条小路、带几个保镖。
这才是真正的“开堂”。
泰盛制衣厂东侧仓库二楼那间办公室，原是堆放过季样布的杂物间。香家明推门进去时，阿添正带着人擦玻璃，水痕未干，映着窗外渐暗的天光，像一层晃动的薄冰。空调嘶嘶运转，冷气扑在脖颈上激起细小战栗。香家明走到窗边，掀开一角百叶帘——楼下厂门口，两辆黑色皇冠无声停稳，车门打开，下来四个男人。没穿黑西装，是寻常衬衫长裤，可走路时腰背绷直如尺，右肩略高于左肩，那是常年挎刀留下的肌肉记忆。为首那人四十出头，平头，眉骨高耸，左眼下方有道浅疤，像一道没写完的顿号。他没抬头看楼，只慢条斯理点了一支烟，烟头在暮色里明明灭灭，三次呼吸的工夫，恰好对应香家明数到的三辆货车驶入厂区大门的时间。
“是彪哥。”阿添凑近低声说，“他身后那个戴银链子的，叫阿豹，潮勇义刑堂副手；穿灰夹克那个，外号‘铁算盘’，管账；最后一个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没见过，但听说是去年刚从汕头过来的，会粤语，会潮汕话，还会讲两句福建话，专跑码头货柜单据。”
香家明没应声，只将百叶帘彻底合拢。金属叶片咔哒轻响，像一声关节复位的脆音。
楼下，烂命彪吐出一口烟，目光扫过厂区围墙上新刷的“泰盛制衣，品质如金”八个红字，嘴角微微牵动。他没进厂门，反而转身走向斜对面一家关了卷闸门的五金铺。阿豹上前，用钥匙捅开侧边一扇小铁门，众人鱼贯而入。五分钟后，铁门重锁，仿佛从未开启。香家明站在窗后，看着那扇铁门，忽然明白了——烂命彪根本没打算走正门拜会。他要先看厂，再看人，最后才看合同。连落脚点都选在对面，等于把整个泰盛置于眼皮底下，昼夜不闭。
当晚九点，香裕成亲自驱车，将烂命彪一行四人接到旺角一间隐秘茶室。包厢无窗，四壁贴着厚绒布，隔音极好。桌上只摆一壶冻顶乌龙，四只素白瓷杯，杯底压着一张叠好的A4纸。烂命彪坐下后，没碰茶，先伸手按了按桌面，又用指甲轻轻刮了刮杯沿，最后才端起杯子，凑近鼻尖嗅了三秒。
“茶是好茶，”他开口，声音沙哑如砂纸磨铁，“可惜水不够活。泡茶人手太急，没等水沸透就冲下去，涩味压不住。”他放下杯子，目光直刺香裕成，“香老板，你给我的七千块，是买我双手，还是买我这双眼睛？”
香裕成微笑：“彪哥，钱是买您堂口的规矩。至于眼睛……我们父子，只想请您帮着看看，长沙湾这片地，到底谁在偷偷挖咱们的墙脚。”
烂命彪笑了，这次是真笑，眼角挤出深刻皱纹：“香老板爽快。那我也不绕弯——贵厂东侧仓库，上月有三批货，走的是‘恒运货运’，对吧？”
香裕成面色不变：“是。”
“恒运老板姓徐，叫徐顺昌，”烂命彪指尖蘸了点茶水，在桌面画了个歪斜的“徐”字，“他女儿上个月在圣玛加利医院生孩子，产房外守了六个小时，陪她的是个穿米色风衣的男人。那人右手小指缺了半截，去年在油麻地夜市，用这根断指，戳破过三个人的喉咙。”
香家明猛地攥紧拳头，指甲陷进掌心。徐顺昌！那个总在行业协会例会上冷笑拍桌子的老狐狸！原来他早就在泰盛眼皮底下安了钉子！
“还有，”烂命彪继续道，声音更沉，“贵厂搬运组组长阿标，每晚十一点半，固定去旺角地铁站B2出口，跟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交接。老头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，阿标回厂后，直接送去财务部王主任办公室。王主任上周刚买了沙田新盘，首付八十万，按揭三十年。”
香裕成终于变了脸色。王主任是他亲手提拔的亲信，老家潮州，跟香家沾着三分远亲。
包厢内一时寂静，只有空调低沉的嗡鸣。烂命彪端起茶杯，吹了吹热气：“香老板，这茶，现在喝得出了？”
香裕成深深吸气，缓缓点头：“喝得出。彪哥，这七千块，今晚就到账。八间铺面的产权证，明早九点，我亲自送到您手上。”
烂命彪却摇头：“铺面我要，但不急。我要先拿三间——临长沙湾道、钦州街、东京街各一间。明天中午十二点前，我要看到三张崭新的营业执照，法人代表写‘潮勇义长沙湾分堂’。”
香裕成毫不迟疑：“可以。”
“另外，”烂命彪放下杯子，直视香家明，“香公子，听说你学过会计？”
香家明一怔：“略懂。”
“好。”烂命彪从怀里掏出一本硬壳笔记本，推到桌中央，“这是我堂口过去三年的流水账。没做假，也没省略。你今晚带回去，明早七点，我要看到三份东西：第一，哪笔支出最可疑；第二，哪个人名出现频率最高却从不领薪；第三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目光如刀，“如果我把这笔账交给廉政公署，他们最先查谁？”
香家明盯着那本笔记，封皮磨损严重，边角卷曲，像被无数只手反复摩挲过。他忽然记起下午林国基的话：“彪哥这几年蛰伏，不是退了，是在等人递刀。”
这刀，此刻就横在自己面前。
他伸手接过笔记本，指尖触到封皮内侧一行极淡的钢笔字，几乎被磨平——“丙寅年冬，阿标代记”。丙寅年，是十二年前。那时烂命彪刚在深水埗码头打出名号，而阿标，还是个蹲在货堆后啃冷馒头的十六岁少年。
香家明没说话，只将笔记本紧紧按在胸口，仿佛压着一块烧红的铁。
次日清晨六点四十分，香家明推开茶室包厢门。桌上已备好三份打印稿，纸张微潮，墨迹新鲜。他放下笔，抬眼看向坐在对面的烂命彪——对方一夜未眠，眼下青黑，却精神矍铄，正用一把小刀慢慢削着一枚橙子，果皮连绵不断，垂落如金线。
“第一，”香家明声音干涩，“去年五月十八日，一笔‘码头协调费’十五万，收款方是‘荣达咨询’，但该公司注册地址是葵涌一座已拆卸的旧厂房，法人代表三个月前因肝癌去世。”
烂命彪削橙的手没停。
“第二，”香家明翻开第二页，“‘阿豹’这个名字，在账目中出现一百二十七次，但从未出现在工资单或分红记录里。他经手的每一笔钱，最终都流向七个不同账户，其中五个，户主是徐顺昌名下公司的清洁工、司机、甚至他太太的私人护士。”
烂命彪嘴角微扬。
“第三……”香家明停顿良久，喉结滚动，“如果这账本交上去，廉政公署最先查的，不是徐顺昌，也不是王主任。”他直视烂命彪双眼，“是您，彪哥。因为所有可疑款项的最终签字栏，都盖着同一枚印章——潮勇义深水埗堂口的朱砂印。而您，是当年唯一有权启用这枚印章的人。”
包厢内空气骤然凝滞。阿豹的手按上了腰侧，铁算盘指尖抵住桌面，指节发白。
烂命彪却笑了。他将削好的橙子掰成八瓣，取其中一瓣放进嘴里，细细嚼了三下，咽下。
“香公子，”他吐出一句粤语俚语，“你识得食，识得睇，识得算，唯独唔识得——江湖人写账，从来只写给识得睇的人睇。”他忽然起身，从怀中掏出一枚铜章，轻轻按在香家明刚交来的第三份稿纸上。朱砂印鲜红如血，赫然是“潮勇义长沙湾分堂”八字。
“从今日起，这枚章，归你管。”烂命彪俯身，将铜章推至香家明手边，“你替我盯着账，我替你盯着人。徐顺昌的货柜，下周开始，统一加收百分之三十‘旺季调节费’。王主任的房贷，我找人替他提前还清——连本带息，一分不少。至于阿标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眼神幽深，“他女儿在玛丽医院住院，白血病，三期。医药费，我付。”
香家明怔住。
“江湖不是讲义气的地方，”烂命彪直起身，拿起外套，“是讲规矩的地方。你给我规矩，我给你生路。你帮我立威，我帮你清场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手扶门框，忽又回头：“对了，香公子，你爸昨天问我，为何肯信你。我说——因为你在凤如茶楼，没像其他人那样，急着问我‘能打多少架’，而是先问‘彪哥喝茶，爱用什么水’。”
门被轻轻带上。
香家明低头，看着稿纸上那枚鲜红印章，旁边是自己昨夜写下的结论：“账目本身无错，错在执笔之人，早已将生死押在了下注者身上。”
窗外，天光初破，灰白云层裂开一道金线，笔直劈向长沙湾方向。远处货柜码头，第一艘远洋轮的汽笛长鸣，声震云霄，像一把出鞘的刀，铮然作响。